黄河长江发源地(黄河长江分别发源于哪里)

黄河流域城市的历史起源与变迁

主讲人:刘士林讲座地点:河南大学网络讲座讲座时间:2022年5月

自古以来，农业就是中国的立国之本，黄河流域是世界农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由于农业和农村发展是商业和城市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中国也是人类历史上城市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从四五千年前开始，这里就出现了城市。这里的先民依偎在黄河母亲的怀里，吮吸着黄河母亲甜美的乳汁，发展农业，建造城市，发明文字，实行礼乐制度等。，告别了蒙昧时代，进入了文明社会。从目前来看，这些早期的城市可能更像是“大农村”，但作为致力于储存黄河流域文明和文化创造的“容器”，它们不断吸收、聚集和传播早期的农业文明和文化，有力地推动了当时黄河流域的乡村聚落向更高形态演变，促进了城市的承载和服务功能向更高层次发展。

刘士林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山西大同大学特聘教授，景德镇陶瓷大学特聘教授，江西省建设文化强省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兼任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等著有《中国诗性文化》、《六千里运河二十一个城市》等。《中国城市之道》已被翻译成法语、俄语和英语。

黄河流域是人类历史上“城市革命”的发源地之一。

关于人类历史上的城市起源于何时何地，主流意见一直是城市起源于五千年前，这期间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出现了古代城市。这一学派的核心思想是“城市革命”，它始于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朱莉娅·蔡尔德(julia child)，后被其他学者所接受，并得到深化和丰富。朱莉娅·蔡尔德的“农业革命”被认为是“城市革命”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先有农业革命，后有城市革命”已经成为今天关于城市起源的常识。在世界上最早的河流文明中，首先出现了“农业革命”，然后孕育和养活了更多的人，进而构建了更加复杂的分工体系和社会关系，最终导致了历史上的城乡分离和城市的诞生。作为世界农业的重要发源地，历史上黄河流域成为地球上最早的城市之一。在今天看来，朱莉亚·蔡尔德等人当时只谈黄河流域，不提长江流域，主要是受当时中华文明起源和城市考古发现的限制。所以，长江流域的古城现在也应该加入这个“城市革命”的名单。然而，毫无疑问，黄河流域在人类和中国城市的起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黄河流域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是人类历史上“城市革命”的产物。历史上，以中原为核心区的黄河流域“城市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流域农业文明的演变和发展，也初步确立了黄河文明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骨干地位。在人类的“城市革命”时代，黄河流域的古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证明了中国古代城市文明不是从其他地区传播过来的，而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具有自身完整性和连续起源的独立体系。黄河流域的古代城市也确立了人类城市的一些基本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揭示了“城市不是或不全是经济和市场的产物”。例如，考古学家张广智指出:“中国早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腾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的工具。”正如城市学者芒福德所说，“过分强调市场在城镇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部分原因是一些历史学家错误地用现代社会的动机和意图来解释历史现象。”这有助于完整全面地了解城市的本质和规律。它不仅可以纠正流行的现代城市理论，特别是“经济决定论”或“市场主体论”，而且可以为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政治与经济关系过于密切”的特点提供重要的理论方法和历史论据。

河南洛阳发现的魏晋水道分流结构。新华社

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祥地，也是高级城市的集中分布区。

以前我们谈到黄河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用得最多的表述就是“摇篮”和“发源地”。在我看来，这个表述本身没有问题，但需要补充的是，黄河流域的古城对中华文明的聚集、保存、传播和促进发展起着核心作用。黄河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成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古城。

历史上的城市起源早，水平高，是黄河流域古代城市发展的显著特点。中国最早的古代城市出现在黄河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地区，以夏商周都城遗址为代表，集中了古代的高级城市。后者的意义在于，中原地区不仅是黄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国古代其他联系更广泛的区域文明的枢纽，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和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

黄河流域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重要发祥地和高等级城市的集中分布区，与古代黄河流域的“农业革命”密切相关。作为人类早期河流文明之一的古黄河流域，气候和土壤适宜农业生产，在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发展出了先进的旱作农业文明。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和人口的繁衍增长，较小的原始聚落不断扩张，枝叶繁茂，农业逐渐成为推动黄河流域城市出现的主要动力和加速器。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关于黄河与黄河流域城市关系的基本原理:没有黄河就没有黄河流域的农业，没有农业就没有黄河流域的古城。此外，黄河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不仅直接影响了黄河流域农业的起源和模式，而且深刻参与了黄河流域古代城市的形态和功能建设。

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2019年拍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

值得注意的是，黄河流域古城起源时期的环境和条件决定了黄河流域文明的矛盾性格，即既要与自然抗争，又要与社会妥协。一方面，与古代其他文明地区如尼罗河、恒河流域主要依靠雨季泥沙沉积形成的沃土进行农业生产相比，黄河流域有其自身的特点。我们生活在黄河沿岸的祖先在从事农业生产和灌溉时，往往不能直接利用黄河，而需要各种水利工程和设施的帮助。所以，求水之利，避水之害，一直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需要考虑和面对的头等大事。司马迁曾感慨道:“真可惜！”水也是一个好处。”(《史记·河渠本纪》)而《管子》不仅将洪水定义为“为国之好者”必须先除之“五害”之首(《管子·杜笛》)，还强调“沟渎不达狭关，水不安藏”是国家贫穷的根源(《管子·李政》)。这不仅促使先民选择了改造和征服自然的方向，也促进了生产工具、农业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比如关中平原的郑国渠、宁夏和内蒙古的古代灌区、兰州的水车等。，都是我们的祖先在黄河流域征服、改造、开发和利用自然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由于“与自然作斗争”需要巨大的资源，任何一个单独的人都不可能胜任，需要集合和调动群体的智慧和力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们黄河流域的先民摆脱原始宗教和巫术文化的羁绊，率先发展出一种以集体为中心、以群体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精神。以列入《世界水利工程遗产名录》的宁夏黄河古灌区为例，其传世的“一套一轴一图”宁夏古河道图，展示了中华民族在黄河流域实践理性精神的演变。此外，在中国，黄河流域在文学上也开花较早。比如《诗经》就开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

黄河流域古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水平高。这是由中国古代城市体系中黄河流域古城的等级制度决定的。首先，在黄河文明发展繁荣的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古城作为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占据着现实的领导权。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国古都的集中分布区。正如施念海先生所指出的:“自古以来，黄河流域就是都城。三皇五帝的传说一直没有远离这个域，夏商周三代都在其间迁徙。秦汉至唐宋，咸阳、长安、洛阳、开封为都城。首都所在的地方，文化众多，历久弥新。“李学勤先生称洛阳为‘天下’，‘朝会、朝贡、交通、商业中心’。这也是黄河流域的古代城市，尤其是发展水平最高的中原城市，在中国古代城市体系中一直享有很高地位的主要原因。其次，唐宋以后，虽然政治中心南移或北移，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逐渐向江南转移，但黄河流域作为孕育了中国哲学第一个黄金时代、孕育了汉唐的重要区域，在思想、历史、文化、价值体系等方面始终拥有相当的文化话语权。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重要的成语作为知识的源泉和生活的标准——“诗如云”,其中的“诗”又称“星期六诗”,是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嵌入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实践中。其中“子”指的是百家争鸣，是“轴心时期”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最高代表。他们提出和阐述的问题、方法、范畴、理论、思想、标准，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永恒的价值和重要的地位。

黄河流域是我国古城数量众多的地区之一，意义重大。

黄河在古代有“百川之首”、“四渎之宗”之称。盆地面积很大，适合发展农业。因此，流域古城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孤立的、零散的现象，而是黄河流域古城的一条轴线带，由几座古城连接而成，犹如一条璀璨的珍珠链。同时，物质文明的发展直接促进了精神文化的繁荣。今天，黄河沿岸的大部分名城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就是为什么。

陕西省神木世茂古城东城门遗址(2014年摄)。新华社

从古城的数量来看，如果说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城市的摇篮，那么黄河流域的城市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容器。中国先民在创造伟大灿烂的史前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许多储存、聚集、携带、传播的城市。据傅崇兰先生统计，“五千多年来，中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沿海和内陆的周边地区，在国家统一和分裂的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六十多个重要的都城、几十个重要的省会和两千多个县城。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中国约有5900万人口，由此产生了1600多个县城，其中有许多保存至今。这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创造的奇迹，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韧和无穷智慧的象征。”

从空在古代城市中的分布来看，中国古代城市主要产生于黄河和长江流域。但“一江一河”之间可以做更深入的对比分析。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中心。现在普遍的看法是，中华文明有两个核心板块，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是中国城市的摇篮。但随着中世纪以后黄河流域的古代城市逐渐衰落，而且这种情况从近代以来一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于是出现了“赞美长江，贬低黄河”的片面观点。总的来说，作为中国最早的城市、文字、青铜器、礼乐制度都发源于黄河流域，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和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贬低黄河文明的片面观点都是不能被认同的，都应该被纠正。历史上，在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中心南迁之前，黄河流域是资本的集中分布区和文明发展的先导区，承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重要的发明创造。特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汉唐王朝都在黄河流域建都，不仅形成了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城市整体格局，而且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了不可比拟的作用。

再说文明logo。是城市文明和启蒙的别称，这是中外文明起源研究中达成的基本共识。在英语中，“文明”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ivitis”(城市)。在汉语中，“文明”一词最早见于干一文言文和《尚书·顺典》，其基本含义是用一套礼乐符号和形式来标识文明人。此外，虽然也有学者不使用“城市”的概念，比如张广智认为“一个文明的成长过程，被看作是人类逐渐创造的一个相对庞大而复杂的环境”，包括“巨大的建筑、人物和伟大的艺术风格”。他所谓的“文明”就是“城市”的意思。于是，在起源的意义上，“文明”和“城市”本来指的是同一个东西。作为人类的创造，文明以一系列不同于自然的符号、形式和体系为标志。它们可能是文字，铁器，礼仪，地标建筑，伟大的工程，高度繁荣的城市。在这方面，黄河流域的古城是中华文明最突出、最重要、最全面的精神象征之一。比如中华民族最引以为傲的“盛唐气象”，可以通过诗人笔下的长安城窥见一斑，如罗的“山河千里，城门九”(帝京)，王维的“天庭九门露宫及其院，多国袄躬明珠冠”(光明宫早谒见调和大臣贾治诗)。

宁夏黄河两岸。新华社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探索和创造，都只能因为古城这个平台而得以发扬或传承。在古代，城市不仅在某些地方、某些阶段优于农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古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和古人更高的理想。黄河流域的古城代表了一条文明进化的道路，比黄河流域的农村发展水平更高，前途更远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黄河流域虽然以农耕文明为特征，但其文明成果却集中在城市，遍布城市。这是由城市作为人与人之间聚落的性质和功能空决定的。从历史上看，在古代，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组织进化到一定程度，人们的精神需求和文化创造力得到充分展示，文明也就是城市才能诞生。后者不仅吸收和汇聚了农业文明和乡村文化的精华，而且超越了早期农业文明发展的自发性、分散性和偶然性，使更自觉、更大规模、更系统的文明发展和进化成为可能。但是，古城的数量越多，等级越高，其储存和传播文明的功能就越强，作为空之间的地标和精神标志的意义就越突出。因此，黄河流域的古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明符号和精神符号之一，并在中国古代文明意识的建构和中华文化的认同中继续发挥着主导和引领作用。

黄河流域的城市集中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精华和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是文化元素最完整、文明认同意义最重大的地区之一。以黄河流域古都邯郸为例。战国时期，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长达100多年，一度位列汉代中国六大商业城市之一。虽然如今的邯郸已远非昔日，但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仍能让人联想到它的历史风貌。据统计，在今天的中国语言中，与邯郸有关的成语和典故有1584个，其中“邯郸学步”家喻户晓，而“胡夫骑射”则是影响中华民族融合的大事。以著名的“前四史”(史记、汉书、汉书、三国)为例。其中记载的重要时刻、地点、事件、重要人物和思想，主要发生在黄河流域的城市，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走向和民族精神品格的建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是中国黄河城市空格局和城市精神品格的主要构建者。

根据心理学，童年的环境和经历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同样，一个文明的早期环境和经历，对未来的发展道路也有重要的方向性作用。至于黄河流域的古城，由于地处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是人类“城市革命”的摇篮，是中国城市的重要发源地，是高等级城市的集中分布区，城市数量众多，具有文明标志的意义等。它们不仅直接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的整体布局和历史演变过程，而且对城市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有着“生动的灌输”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看空之间的布局，规划圈有句话叫“千年造城”。相比“十年种树，百年育人”，城市建设需要的时间更长。所以第一次城市的选址，建设，布局都要非常慎重。作为中国“千年城建”的开端，黄河流域的古城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显著的特色。以汉唐都城长安为例，其选址和续建并非偶然。早在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此建都并命名为“长安”之前，古代的“蓝田猿人”和新石器时代的“半坡氏族”就曾在这一带繁衍生息。西周时，和曾在此分别建都“丰”和“高”。到了秦朝，阿房宫的大部分建筑也坐落在这里。这些既是汉朝选择长安作为都城的主要背景，也是后来隋唐“改扩建”的重要基础。隋文帝虽然放弃了龙首院以北的长安城，在龙首院以南的汉长安城东南另择新址建大兴城，唐朝也将隋大兴城改为长安城而建，但都是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或扩大，很少完全“另起炉灶”。除了地理空的传承关系，汉唐长安城开始的都城选址、规划、结构和功能分区，也在中国建筑史和城市史上树立了重要的标杆和范式，对后世其他地区的都城和城市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河不仅是古代城市的摇篮，而且在中国城市格局的变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历史上黄河经常决堤改道，每一次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沿线城市，不仅直接影响到单个城市的兴衰，更因为其巨大的破坏力改写了中国古代城市的整体空格局和发展进程。历史上，黄河的每一次改道都会直接淹没和摧毁一些城市，也催生了新水道两岸的一些城市。因为他们需要黄河提供的丰富的水资源，这些沿黄城市不能抛弃黄河。每次洪水过后，那些还在黄河沿岸的城市很快就会起死回生。比如今天的开封，历史上曾多次被淹，形成了独特的“城上之城”的城市形态。但也有一些城市因为远离河流而成为废墟。

在精神品格方面，黄河流域城市的早期经验和价值取向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价值体系的构建和中国城市精神品格的培育。我在《中国的诗性文化》一书中做了如下分析:“热带农业最初建立在芋头、马铃薯等块根植物和香蕉、面包果等富含淀粉的水果上，而温带农业最初只种植水稻和谷物。前者不仅有很多可以向大自然学习的地方，而且它的食物本能也很容易得到满足，所以食物本能从来就不是热带农业区生存的中心问题”，但在黄河流域则完全不同。“从青铜时代到轴心时代，食物本能的满足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从备受推崇的大禹勤俭节约的开拓精神，到墨家的共同劳动、节俭消费的伟大理想，乃至孔孟对以养人欲为核心的仁政的强调，都是为了充分满足食物本能。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谈到中原的风俗时，说“他俗而俭”。这句话可以翻译成“节俭世故”，可以说是深具三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黄河流域在历史上产生了实践理性精神，并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一直引领着中国古代文化走向现实的主流。

“若问今昔繁华与破败，请只看洛阳城。”(司马光《穿越洛阳老城》)由此可见，不仅是大自然馈赠的慷慨和丰厚，历史上的吝啬和压迫，也极大地提升了黄河流域人民的精神素质和创造热情。同时，为了应对大自然的刺激和挑战，在黄河流域萌发的忧患意识和奋斗精神，也曾在历史进程中被点燃，从未熄灭。黄河流域的古城不仅是黄河精神和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也是其保存、传承和发展的坚强堡垒。我认为，深入研究黄河流域城市的规律和特点，全面阐述其文明价值和文化精神，不仅有助于发现黄河流域文明演进路径的主要道路，也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光明日报》(2022年07月09日第10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