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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长白人参已有6000多万年的生命历史,只有到了清朝才真正“牛”了起来。
在中国有文字的历史上,人参自三千五百多年前,就有了甲骨文字的记载。
中国人参,历史悠久
人参,在植物学上属五加科属植物。据考古论证,五加科人参植物起源于新生代第三纪,距今约六千万年,当时族群非常兴旺。后来由于第四纪冰川的到来,它们的分布区域大大缩小,人参和人参属的其他植物也成为古老的孑遗植物而幸存下来。现据考证,长白山系和太行山系是人参的发源地。
人参,原名蒗( làng ),其名字有两种说法:一是人参因其“浸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参”;二是人参是有休眠习性的植物,有纺锤形或圆柱形的肉质根,长得像人,有头、有手、有足,所以称它为人参。
汉元帝时期(公元前33~48年),黄门令史游著《急就章》载有人参的名字,这是世界上有据可查的最早的文献记录。
东汉的《神农本草经》列人参为上品。后汉张仲景的《伤寒论》、魏华佗的《中藏经》先后将人参载入医药典籍。
公元3~4世纪,居住在东北的鲜卑族曾在辽河流域建立前燕国。国王慕容皝曾给晋朝的官吏顾和赠送过人参。这是最早把人参当做珍贵礼品馈赠的历史记载。
唐宋以后,人参成为东北少数民族向封建帝王进贡的珍品。《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等史书,都有“地饶林山,田宜麻谷,土产人参”的记载。
唐朝孙思邈的《千金备急方》、甄权的《药性本草》、苏敬的《唐本草》,宋朝时华子的《诸家本草》,元朝李东垣的《用药法象》,明朝张介宾的《景岳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清朝陈士铎的《本草新编》等医书中,都先后载有人参的药性和应用人参配伍的处方。可见,人参最初是以药材进入史册的。
清代,人参的身价为何突然牛了起来
真正让人参成为昂贵的医药保健品是在清代。因为继承明代江山的满族人,世代生息繁衍于白山黑水之间。那里的生存环境严酷恶劣,对健康和寿命损害极大。最好的生存补品,恰恰是生长在寒冷的长白山密林下黑钙性质的腐殖土与火山灰混杂的土壤中的长白人参。
明朝晚期,东北女真把采挖人参当做和明朝贸易的主要经济来源。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人,比关内的汉人更懂得人参对人体健康的医疗和滋补作用
1644年,满清八旗从龙入关,大清帝国主宰中华后,满族食用长白人参的习俗带入北京及中原大地。尤其是以长白山为龙兴福地的爱新觉罗氏皇族,更是视长白山人参为延年益寿的天然补品,因而,清朝历代皇帝、后妃都有食用人参的习惯。
为确保整个爱新觉罗氏皇族能够长期服用人参,1644年顺治皇帝入住北京不久,即钦谕在吉林地域的原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之乌拉国驻地(今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镇),设立了专门由大清皇家内务府直接领导的“吉林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并组建打牲八旗部队,设置专门采挖人参的“参丁”(又名“刨夫”)。人参,从此成为吉林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进贡北京的最重要的皇家贡品。
皇家珍视的贡品,文武百官、黎民百姓岂能不珍视?
且看大清皇室服用人参的资料
有关史料记载,清朝皇帝和太后、皇后日常喜欢吃的宫中糕点“八仙糕”和“八珍糕”等,都是以长白山人参为主要原料制作的点心。
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皇帝为延长生存时间,驾崩之前的最后两年共服用人参359次,用去四等人参37两9钱。
嘉庆朝《御药房人参总档》记载,嘉庆皇帝的皇后、嫔妃、皇子、公主等,都常在成药或汤剂中结合身体状况,加用各类人参,以增强滋补作用。
光绪年间慈禧太后的宫廷档案记载:慈禧太后晚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噙化人参2斤1两1钱。即每日含化一钱,天天服用。慈禧享年73岁,容颜不衰。人们推断,太后如此容颜,当得益于人参。
所以,关内的广大的汉人从清朝皇宫如此重视服用人参的事情,必然会推断,无论女真和后来的满洲族,他们健旺的精神和矫健的身体,都与长白山人参的滋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必须效仿之。
另外,皇家如此重视用人参保健,那么有权有钱的人家会甘落后吗?他们食用人参比之皇家会更为疯狂,因而,长白人参的市场价格也必然越来越高。
人参高价,导致人参资源稀缺
由于清朝皇室和民间对长白人参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导致人参资源越来越匮乏。连皇家所用的长白山人参贡品,都是一年少于一年。而市场规律是:物以稀为贵!越稀罕,越珍贵!
盛京参务档案资料》为我们留下了如下记载——
康熙七年,吉林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尚能进贡优质野参515斤。
康熙八年,下降至434斤。
康熙九年,下降到419斤。
康熙二十一年,则只能进贡121斤。
康熙二十二年,只有109斤。
康熙二十一年春,康熙皇帝东巡吉林乌拉时,特别巡查吉林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贡参一项恐怕也是主要内容之一。此期间,朝廷只好专门在吉林设立了皇家人参行,对长白山人参资源进行严格管控。
康熙四十六年(1707)杨宾编写的《柳边纪略》记载,到长白山的挖参人,每年都不低于一万人。由于连续多年毫无节制地大肆采挖,关外的野生人参资源日趋枯竭,药用价值最高的长白山野生老山参已经难得一见。
康熙四十八年(1709),朝廷规定除了必须缴纳皇家的专贡人参外,贡外的人参只能由朝廷内务府专卖,而且只准许在江宁织造局、杭州制造局、苏州制造局经销,购销价格,相差8-10倍。
清廷皇家和社会的大量需求,导致长白山人参被疯狂采挖,资源锐减,甚至不断出现以人工栽培的“秧参”冒充野山参的事件。
据1810年大清皇家内务府统计:盛京(今沈阳)四等以上人参6斤内就有“秧参”2斤,秧参假货占三分之一。秧参,就是人工栽培的人参。
吉林四等以上参3斤2两,大支参十两竟全是“秧参”。
十年后,最终出现了一起震动朝野的皇家贡品人参掺假案——嘉庆十五年(1820年)二月,大清皇家内务府验收吉林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与盛京、宁古塔进贡的山参时,查出进贡的124斤野山参中,混杂着“秧参”56斤。还有2斤人参中居然被插入铅芯!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人参都被人掺杂使假。由此可见,真正的山参资源越来越稀缺!当然,也有官场贪腐黑幕。
官场作弊,助长了长白人参价格暴涨
据康熙朝学者查慎行在《谢揆恺功惠参诗》中记载:当时,“一两黄参直五千”、“十金易一两”。随着人参资源的越来越匮乏,许多朝廷官员开始插手贡参采集和收购,导致长白人参价格越来越高。
有关史料记载:康熙五十年(1711年)前后,一两人参的价格约值10两白银。到乾隆十五年(1750年),北京的一两人参价格涨到白银16两。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好的长白山参,一两值32两白银,即使品质差的野山参一两也值25两白银,而且市场严重缺货。
史料记载,嘉庆十五年人参掺假案中,吉林将军秀林伙同官参局官员侵蚀大量人参余银,盛京协领扎布扎那因贪污皇家人参专用银两而被迫自尽。
可见,清朝时官员利用职权贪腐人参银两,也是人参市场价格飚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清代官员梁章钜记载,道光后期的1846年——1847年间,长白人参价格又增长十倍,每两长白山参的价值100多两银子。
道光末年,1两银子可买1石(dan)谷。在此,石(dan)是粮食计量单位,读音为“但”。一石等于十斗。也就是说,道光年间1两人参的价格等同于100多石谷,即30000多斤粮食,够30多个人吃一年!
这样一换算,我们就能看出正宗的长白山野山参在当时的贵重程度了。
清朝皇帝还把人参当做高级政治礼品,奖赏给大臣,这就在政治上抬高了长白山人参的声誉。
大清《啸亭续录》中描述:有位朝臣得到皇帝赏赐的人参票后,居然感激涕零。未等皇帝回宫,便急不可待地趴在天桥路边磕头称谢,磕得满头满脸都是道路上的泥土。为何这么激动,这么感恩戴德?就因皇帝赏赐他一个人参票!可见当时长白山人参价值之高。
综上所述,皇家、官府、富绅等对人参需求量的暴增,长白山人参资源的越来越稀缺,官府贪腐黑手的无情介入,市场的炒作,长白山人参不“牛”起来才怪呢!(作者简介:王天祥,山东青岛人,高级记者、作家,出版长篇小说、旅游文学、报告文学、历史文化、旅游文化、诗词赏析、企业管理、市场分析、成功学、人才学等各种专著42部,撰写电视剧200多集,创作历史、文化、风光、纪实等专题电视片数十部,在各类报刊发表文章数百篇,发表网络文章千余篇。)